从江时代到习时代的个人经历。
曾经江时代的时候我还是个小毛孩,对政治啥的不理解,唯一的印象就是小学的时候有段时间电视里全部频道都是镇压/打击/铲除(不知道用哪个词合适)法轮功,别的似乎没有印象了。但是让我对政治越来越敏感的还真是这一届的习。在胡锦涛时代我离开中国前往新西兰,在习时代我移民新西兰。在自由世界里以看客的眼光看待了这几年的中国社会的人心的变迁。从江时代的膜蛤文化到胡锦涛时代的不折腾,再到习时代的厉害了我的国。人性的变迁和思想的更替让我对现在的中国社会越看越迷。
总体看来,江泽民目前看来真是千古圣君(对比胡和习),江时代真的是中国的黄金时代(不考虑法轮功事件),尤其那句you are too young, too sample奠定了江时代的膜蛤文化。江执政的时代,互联网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都算是蓬勃的发展。市场上恶性竞争和政治上贪腐没有近年来那么黑暗(对于普通人而言),至少政客都守规矩(潜规则),过分的事情一般不做(比如刑不上大夫)。那个时代,我记得我的电脑课老师教我们使用Google,在我强烈的举一反三的创新思维能力下学会了用Google搜索成人网站,让一个男孩带着一群小伙伴对着某位欧美女优打出了第一炮。同时也让网吧老板不得不频繁的重装系统去清理病毒。那个时候网络没有管制,可以看到不少健康或者不健康的内容,资讯的发达也让我当时这个普通的小孩知道了很多健康和不健康的信息。也是在那个时代,接触到了欧美文化(好的那一面),对于当时的各种无审核的欧美大片(不是毛片)叹为观止,也知道了欧美发达的文明和相对进步的文化,也是在那时产生了对国外的憧憬。
进入胡时代之后,周围的人渐渐开始流行起找关系(江时代也有,但是没有那么严重,说理还是有地儿说理的),干什么都要找关系。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懂得人情世故,知道要巴结上级,知道官的重要性,知道讨好老师,知道努力求得一个一官半职,知道了各种政治标签的重要性,懂得积极申请入团,懂得得在掌权者(老师,校长,甚至班长)以及任何说话管用的人面前努力表现自己。虽然自己极其不情愿,但是父母在后面督导着也不得不去做。在父母单位的领导们和我学校的老师领导们的重要日子里(他们的生日,他们家人的生日,升迁纪念日,结婚纪念日,各种重大节日)我都去当一个吉祥物说着吉利话帮着我父母送上礼品和红包。后来父母如愿升迁,我也如愿入团当上班干部,也初步感受到了周围同学对我尊重,也让我初步的对社会阶层有了一点点浅显的理解。在胡时代的不折腾政策下,似乎整个中国社会虽然腐败横行,但是至少还不错。
我的父母是非常有能力和洞察力的人,知道钱与权的重要性,更知道中国社会的本质。在他们的培养下我没有受到过多的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知道各种主义都是扯蛋,我懂得表演,懂得在必要的场合说一些我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在我18岁的时候,靠着父母的强大关系和自己各种优秀的政治标签进入了一所非常牛逼的大学。在大二期间,学校有了出国进修的项目,父母抓住了这个机会让我和几位官二代来到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留学,并嘱咐我,想方设法移民留下来。当时我很奇怪,问父母为什么,父母说他们的领导的子女和家人都在想方设法的移民海外,财产也在往海外转移,但是却对他们说中国社会非常美好,所以跟着领导走肯定没有错误。
进入新西兰没过几年,中国迎来了习时代。我自己也开始逐渐成熟,大学毕业后迅速靠着紧缺的专业找到了一份好工作拿到了新西兰PR。习时代的中国,信息管控逐渐收紧,言论自由也逐渐消失,也是这个时候让我开始对政治越开越敏感。以我父母多年的社会经验和政治敏感性意识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于是我们家在2014年开始转移财产到新西兰,2016年基本转移完毕,只在父母所在的城市留了一套房子。
习上台之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选择性反腐,这是一次中国官场的大清洗,不亚于当年斯大林对苏联的清洗。所幸父母的上司们及时站到正确的队伍中,父母所在的体制没有被清洗。但是这次浩劫让几乎所有官员们心惊胆战,也加速了对外转移财产的行为。尤其是习打破了”刑不上常委“等潜规则让所有官员没有安全感,让中国的政治斗争,变的越来越血腥。
再到后来的外汇管制,媒体舆论的管制,批评声音的消失,战狼外交,煽动民粹主义,再到雄安大计,一带一路,千人计划,厉害了我的国等等项目一个接一个的流产。到现在的贸易战和武汉病毒的全世界流行,把中国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和良好形象付之一炬。让我意识到了现在的中国正在被一个除了会内斗别的都不行的执政者的带领下在从文明进入野蛮。我甚至在想这个两眼冒红光的执政者是否会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新西兰是否是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更不知道这次病毒带给本地人的痛苦会不会被他们发泄到本地华人的身上,也不知道会不会被本地主要民族当成中国间谍去看待。
当初二战时期,许多无辜的日裔美国人为日本的所作所为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而这一次,我们这些无辜的华人们,会不会为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而付出代价呢?